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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遗珍互鉴东西文明

  唐代骆驼乐伎俑

  古罗马纯金狮虎兽头来通杯

  一带一路,千年万里。在这璀璨瑰丽的文明之路上,各国在长期的商贸往来和人文交流中,留下了丰富耀眼的文化遗产。坐落于北京西郊的坦博艺苑中,上千件关于一带一路的文物,静静陈列于展厅内。这些罕见而华美的器物,展现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其中既有精美的艺术品、佛像,也有日常生活器具;既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等多个领域,也涵盖艺术、宗教等不同范畴。这些珍贵的文物穿越时空而来,是辉煌的亲历者,也是故事的讲述者。

  来通杯

  酒杯里交融的中西文化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材质,同样的造型。四只陈列于馆中的来通杯,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绝佳见证。来通,rhyton的音译词,意为“角状杯”,早在公元前1500年,就曾在克里特岛出现,是古代西亚和欧洲常见的器物,被富足人家作为酒杯使用。

  坦博艺苑中藏有两只分别来自古罗马和古印度的来通杯,前者为纯金狮虎兽头杯,金光璀璨夺目,闪耀着猛兽的帝王之气;后者为古印度的玛瑙牛首杯,温和敦厚,螺旋状尖角的锐气与玛瑙的柔美低调在差异中形成契合。

  更为特别的,是一只制作于约公元前1500年的古希腊青铜羊首来通杯。杯身呈羊头状,形态逼真,气质柔和,羊的温驯和沉默,蕴藏于眼神之中;卷曲的羊角略有夸大,与杯身形成和谐的弧度对应,又巧妙地成为酒杯的把手。数千年的历史斑驳了青铜器的外表,整个器身依然呈现出迷人而高贵的绿色。

  对于中国人来说,青铜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代表。其实,在人类历史上,几个重要的文明古国都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有专家考证,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中西方早已存在一条“青铜之路”。这条通道不但为东亚引入了游牧文化,而且为东亚引入了羊、黄牛、马和青铜技术。

  如果说这只青铜来通杯的材质与形象,体现着西亚器物对中亚文明的影响,那么另一只唐代的白玉龙首来通杯,则是东西技艺融会贯通的典型产物——龙首造型简约霸气,怒目圆睁,龙须浮现于杯身之上,线条简洁又富有张力。酒杯整体通透莹润,杯口的黄金包边和龙嘴处小巧的圆环,则呈现了唐代高超的金银器打造工艺,更增加了一种盛世独有的奢华气质。

  这些发现于丝绸之路上的来通杯,既有西方的器型,又有中国的材质和工艺。据史学家考证,唐朝时期,粟特胡商活跃于一带一路之上,在东西方的商贸与文化往来中发挥重要作用,早期盛行于西亚的来通杯,也跟随粟特人的脚步进入大唐。

  犍陀罗佛像

  佛学东渐的宝贵见证

  佛教造像,是坦博艺苑珍贵文物的重要构成部分。在众多佛像中,几尊异域面孔格外引人注目。这些佛像体格雄伟,近似欧洲人;面相额部宽广,鼻梁直通额部,眼窝幽深,像极了希腊雕像中的男子形象。有些到访过云冈石窟的人会发现,雕刻于石窟岩石壁的佛像,有些也带有这样的刚硬风格,面孔气质跟希腊雕塑很是相似。其实,这是犍陀罗艺术对中国佛教造像的风格影响,也是佛学东传的重要凭证。

  犍陀罗,是公元前6世纪已经存在的印度半岛国家,其国名为梵文音译,彼时,这个国家东西跨越200公里,是古丝路交通的要冲。这里是佛像艺术的发源地,佛教信仰自此由佛塔崇拜进入到佛像崇拜的新时期。最初佛像乃从印度民间的鬼神雕像转化而来﹐而在犍陀罗地区﹐佛像的制作较多地吸收了希腊式雕像和浮雕的风格。

  坦博艺苑展出的几尊犍陀罗造像,正是佛教艺术造型的代表之作。其中一尊坐佛造像发髻浓密,自然卷曲,面部丰满,高鼻深目,肌肉健美。佛像神态端庄平和,衣纹线条流畅,一肩裸露。下方有僧侣蹲屈做托举姿势,细节清晰,雕琢精美。另一尊站像略为颔首,表情稳重,目光坚毅,上身袒露,下身着裙,身姿健美,双脚自然分开,站立姿态沉稳。佛像虽有岁月痕迹,但其传达出的平静、慈善之美,依旧有着动人的力量。

  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犍陀罗艺术伴随佛教东传,为我国的绘画、雕刻、建筑、工艺美术带来了希腊罗马风韵。当时,犍陀罗艺术沿着丝绸之路进入新疆,并沿云冈、龙门和响堂山三条路线深入我国内地。因此,云冈石窟内的造像具有犍陀罗风格,也就不足为奇。待到达河南龙门石窟后,中国的艺术家已经具有完全吸收印度和中亚风格的能力,造像更富于东方民族气质。但是,在龙门、敦煌的一些造像上,都还带有云冈风格的影响痕迹。

  骆驼乐伎俑

  墓葬中的胡人风情

  俑,是中国古代墓葬中陪葬的雕像。尽管用于殡葬之中,但坦博艺苑展厅中的一组唐代银胎彩绘骆驼乐伎俑,却是流光溢彩,天然带有一种令人欢悦的力量。

  银胎彩绘骆驼乐伎俑由七个雕像构成,形成一个完整而生动的表演阵列。其中有文官与武官二人,文官眉眼弯弯,笑意满满,看上去随性温和,还带一点喜感;武官则眉毛上扬,神情高傲冷峻,自带一种威严。二人骑的骏马各有一蹄扬起,呈现着行进中的动感;马的头部则被二者勒住,故而高高抬起,像是在行进中突然被勒令停下,昂首的角度有着一种角力。而七个骆驼乐伎俑,则是七名乐伎,各自手持乐器,坐于驼峰之间。七人发髻盘起,脸型圆润,眉间画有花钿;其衣裳鲜丽,领口与裙装撞色,有一种色彩上的跳跃感。

  这组乐伎俑,无论是坐骑骆驼,还是其手持的乐器,都来自北方游牧民族。胡人,是中国古代对北方边地及西域各民族的称呼,亦泛指外族人。古老的丝绸之路上,胡人骑着素有“沙漠之舟”美誉的骆驼,将农产品、服饰、酒以及充满异域风情的歌舞乐器,带到唐朝。玄宗开元时,康国、史国均造使献胡旋女子,也有很多乐工旅居长安,带来许多新的乐曲和乐器。

  因此,胡人牵骆驼、胡人骑骆驼或骆驼俑是唐代陶塑的常见题材。而这一生机勃勃的骆驼乐伎俑,以“流动演出团”的优美形象,描画着大唐盛世文化融合的动人场景。而那拨动人心的乐曲,也穿越千载,回荡于历史的角落。

  净瓶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制造”

  净瓶,也被称作军持,大部分以陶瓷或金属等材料制造,是用于装水饮用或清洗的器皿。

  坦博艺苑收藏有数枚净瓶,其中之一为金龙纹如意净瓶,另一枚为水晶包金嵌宝净瓶,二者皆为金质。前者为纯金质地,造型圆融美观,龙纹雕刻细腻精致;后者瓶首为奢华水晶,瓶身缀有松石、珊瑚等宝石。按《南海寄归内法传》所述,早期净瓶为印度佛教修行者所用。但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外来和尚”使用的净瓶,竟然是中国制造。

  1987年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的“南海一号”古船,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它为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陶瓷史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就在这艘沉船上,人们发现了净瓶的身影。根据考古学家推测,这个净瓶很有可能是为海外市场专门订制。

  “海上丝路”的南北航线在元明时期达到最大程度的交融,在对外贸易方面,明朝中期的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开创了中国远洋航海的新时代。据史料考证,当时净瓶在东南亚地区需求量很大,许多来自于中国出口。因此,坦博艺苑中所藏的珍贵净瓶,也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发现的亲历者、见证者。

  漫漫丝绸之路上,物质文明随着人类的迁徙而移动。这些文物反映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各地区自古以来商贸往来、友好交流的历史,它们承载和传递出的文化信息,对促进当今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相互理解和认同具有重要而独特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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