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之变:转型再造下一个“华为”?
深圳之变:转型再造下一个“华为”?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曾创造了令外界惊叹的“深圳速度”。如今,这个经济特区再次来到了转型的路口。
日前,华为第二批约5400名员工从深圳搬迁至广东东莞溪流背坡村,这里是华为的松山湖基地,更早之前,已有约2700人搬入这里。华为深圳总部部分业务和人员的搬迁,一度让外界产生“华为跑了”的误解。
“任总(任正非)说了,华为总部永远都不会搬离深圳,这只是将部分业务和员工的办公地点搬到了东莞,属于正常的调整。”华为方面有关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现在华为深圳总部已经是超负荷运转,原本规划容纳一两万人,实际现在的人员已经达到了四五万人,“上厕所,去食堂都得等位排队”。
本报记者调查了解到,华为的境况正是许多深圳企业的缩影。包括大疆创新、光启、中集集团等高科技公司也都在东莞松山湖建立了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深圳市龙岗经济区促进局投资推广署的一位项目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企业的外溢大致分为两种:低端企业外溢和高端企业外溢。深圳一直在进行产业转型升级,近几年不乏一些高端企业因发展需求,受限深圳没有适合的空间而外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院长申明浩向记者表示,现在的深圳产业政策是导向高端的,对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低,成本敏感性高,高用地面积的产业深圳是不会鼓励的。这些产业可能有一些会外迁到东莞、惠州等地,实际上这也是深圳历史转型当中的一个缩影。
超万家企业迁出
“华为位于深圳坂田基地的办公室实在太拥挤了,以前设计的是容纳一两万人的办公空间,现在人多的时候已经到了四五万人。办公室你要抢、洗手间你要排队,空间有限,为此需要有个新的办公场所。”近日,华为方面的人士向记者表示,因为深圳坂田基地办公区域的确有限,华为把不经常需要跑客户、出差、开会的研发或者后勤、行政人员安排到了东莞松山湖进行办公,这其实就是一个办公场所的调整。
其实,早在今年初,关于华为总部要搬离深圳的传言就此起彼伏。为此,任正非曾亲自辟谣称“我们从未想过要外迁,总部基地永远在深圳”。在今年4月4日,深圳还与华为签署了“扎根深圳,展望未来”的合作协议。
华为方面称,在十多年前,华为就开始在中国乃至全球各地设立各类分支机构或研究所,以更好地支撑公司全球化业务开展,在此过程中对部分业务所在地进行调整,属于正常的企业经营行为。而对于为何迁至东莞,华为方面表示也是综合考虑到了地价、交通、产业环境等诸多因素。
事实上,近几年来,深圳企业外溢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2017年下半年,深圳市政协发布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壮大深圳实体经济重点调研报告》,调研组明确指出:深圳制造业外迁已成潮流。报告引述2016年时任深圳市政府官员的一次讲话中提及:“近期,有超过1.5万家企业迁出深圳。”
早在2005年,深圳便提出四个“难以为继”,其中第一大难题就是土地、空间有限问题。申明浩告诉记者,深圳是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中面积最小的,仅有约1997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香港,不到广州1/3的面积,开发强度接近50%,远远超出了国际土地开发比例,为此房价、土地成本较高,再加上制造业用地需求大,企业成本高企,就形成一个挤出效应,而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做得比较好,深圳与周边的东莞、惠州等城市的交通衔接也越来越好,使环深圳的产业圈能够形成。
实际上,近年来不乏一些大型高科技公司“出走”深圳,比如大疆、光启等也都在东莞松山湖建立了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摄像头模组供应商欧菲光将生产基地搬到江西南昌,当地员工数量是深圳本部的10倍;兆驰股份、合力泰这些深圳企业也都在南昌建立了工业园。
9月1日,在深圳宝安区的一个重点项目活动论坛上,相关人士向记者表示:“政府希望招收能带来高税收的企业。”他们举办这个论坛就是为了吸引到更好的企业。在这背后,正是深圳在千方百计推动制造业迈向高端发展的举措。
另据《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深圳市对竞争力不强、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符合法律法规的产业列入了限制发展类、禁止发展类等要求。
成本上升倒逼产业升级
深圳在转型过程中,房价、人工等各项成本在上涨,土地面积有限,促使着众多劳动密集型、成本导向型企业考虑外迁,政府的导向政策也让一些高污染、竞争力差的产业离开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