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不只是一本良心账

“假如我不办企业，跟朋友之间、跟家里人之间，我也会是一个重承诺的人。办公司之前，在学校、在单位，有一些关系挺铁的朋友，他们也认可我的这个品质，性格使然吧。我年轻时喜欢读的是《水浒传》，现在看《水浒传》里宣扬的很多思想我是不赞成的，但是有一条我赞成：就是一诺千金。”

一次采访时，柳传志这样谈他对于诚信的理解。

重承诺是做人做事的底线

闲暇时间，柳传志喜欢参加一些朋友组织的联谊活动，其中一个就是“泰山会”。泰山会里有个规矩：泰山会一年有两次活动，如果请假，不管什么原因都要罚款。第一次请假罚款1万元，连续第二次请假，罚20万元。

柳传志此前每次活动都会参加，但是今年的两次活动，由于极特殊的原因，他都无法参加。还在第二次活动刚刚开始筹备的时候，柳传志就对秘书说：“你先把罚款打过去吧，别等人家张口了。”柳传志回忆说，上次因为缺席而交了20万罚款的是马云。

柳传志认为不管做什么事，规矩定了，不分是谁，都得拉下脸来执行，否则什么事也做不成：“要不你别定，定了你就坚决做，要不你就把这制度取消，做不到的事你别加在制度里。总而言之，国家定法规，企业定制度，不是越严越好，而是一定要能实现，否则就真的是欺负老实人。”

熟悉联想的人都知道，在联想有一条铁律——迟到罚站。这种做法从创办之初一直坚持了30年。“我们有过这样的体会，在联想创办之初，大家都说忙，开会总有人迟到，会就没法开。于是公司就定了一条制度，迟到者如果没有请假，要罚站一分钟，大家把会停下来，静静的看着他，那种场面就像默哀一样，非常难受。”柳传志说。

早前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柳传志曾详述推行这一制度时的尴尬：第一个罚站的人是我的一个老领导。他罚站的时候，站了一身汗，我坐了一身汗。我跟他说：“今天晚上我到你家去，给你站一分钟。”不好做，但是也就这么硬做下来了。柳传志自己也被罚过三次，这三次都是他在实在无法请假的情况下发生的。

守时，已经作为诚信最基本的分子融进联想的企业文化里，而在这一细节的背后，其实蕴含着柳传志和联想对自己的一个要求：说到做到。

诚信会带来确实的好处

1984年，石家庄造纸厂厂长马胜利成为中国企业家的标志性人物，他不但4次得到邓小平的接见，还上了电影、写入课本。

那是一个对市场和现代企业管理尚且懵懂无知的时代，那是一个仅凭胆量和一点点改变冲动就能成就豪杰的时代，那是一个从国家到个人都在如饥似渴地寻求出路、但又对出路充满怀疑和畏惧的时代。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马胜利这样的企业家被国家意志捧上神坛，又被市场力量迅速淘汰。

现在回忆起那个草创的年代，柳传志认为，能够站住脚跟，最后一路走下来的，都是那些讲信誉、重承诺的企业。

他掰着指头数下去：“王石、张瑞敏不也是84年的吗？南存辉好像也是。鲁冠球要早一些，任正非是87年的。那个年代办的企业，做统计的话，大概几千家就算很多了，最后倒的还是数量很大的。凡是能存活下来的企业，创业者能煽惑的还是少。鲁冠球是说什么就做什么的人，王石、张瑞敏也属于这种人。”

柳传志回忆起自己上世纪90年代在香港的一段经历。

1992年，联想从香港进口原器件，然后在国内组装成机器。当时是在香港的中国银行贷了港币，回到内地赚了人民币后，再从进出口商那里兑换成港币还给银行。那一年年初，联想跟进出口商谈好了换汇的汇率是1：8，可到年底的时候，人民币暴跌，一下子变成1：12，于是进出口商不肯遵守先前1：8的兑换协约。为了按时还钱，柳传志硬是按照1：12的汇率兑换了港币，按时还给中国银行。“当时我们大概亏了一百多万块钱，1992和1993年的时候，一百多万块钱的净利润对我们也不是小数目了。”

那一年，因为汇率变动，当时几乎没有一家企业按时还钱，于是当联想去银行还钱的时候，连银行都非常吃惊。

后来，1996年，联想出现大亏损，股票也跌得很惨，但即便如此，由于之前良好的商誉，中国银行还是照样贷款给联想，确保了联想资金链不断，正常运行。

“当然，即使什么好处都没有，你也应该讲诚信，因为你自己得跟自己说得过去，这会形成一个正向的反馈。社会上人和人之间，如果都讲诚信，生活就会多一些轻松和愉快。你知道我和太太最大的矛盾是什么？”柳老突然孩子似地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迟到。我们家出去玩，她以前老喜欢差几分钟下去，这个我就不能容忍。她说这你有什么可着急可生气的呀？玩本来就是轻松的事嘛。我说别的都可以，但这条是底线，你不能碰！”

企业家应该推动社会诚信化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秘书长程虹至今对一个镜头记忆犹新：美国街头，柳传志从酒店大堂急匆匆地出来，然后向停在马路对面的大巴跑过去。

“你很难想象当时的场景，毕竟柳总已经不年轻了，而且是中国的商业领袖。”程虹说。

那一次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赴美交流，大巴上坐的都是企业家俱乐部成员，柳传志因为接受记者的采访，所以不能提前太长时间下楼，而企业家们乘坐的大巴车因故没能停在原定的大楼门口，而是临时停到了几百米外的地方，他不顾身份地在大街上发足疾奔，是为了不打破自己给俱乐部立下的“不能迟到”的规矩。

然而程虹讲述这个故事并非只为感叹柳传志的诚信品质，因为其背后是涉及国家诚信的大命题。

“西方世界接受中国的信息是碎片化的，任何一个企业的负面个案都有可能被放大为中国企业的整体形象。企业家俱乐部就是为了扭转西方世界这种偏见而走出国门，向国际传递中国商业的正能量，从而也为中国企业营造一个健康的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