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资金却不开工”也需要综合治理

6月1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议题之一是明确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措施，更好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作用。这是两个月来，国务院常务会议第三次研究部署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有些地方和部门，财政拨款长年“趴”在账上，不开工，但另一些地方，却有大量民生工程因为缺乏资金，而开不了工，比如引水渠建设、仓容建设、农村电网和棚户区改造，等等。情急之下，李克强总理说了狠话：“一些地方钱拨下去了，再迟迟不开工，我们就要依法把那些趴在账上多年的财政拨款收回来，调到那些中央已经确定的重点项目上去，调给那些想干事、能干事的地方去！”

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上，一些民生需求“嗷嗷待哺”，但因资金有限难以满足，导致需求空放；另一些地方却听凭巨量资金“呼呼大睡”，让积极财政政策大打折扣，如此强烈反差，由不得总理不着急，话说得重些，也在情理之中。不过，着急之余，还得追究一下，既然这样的地方或部门不在少数，否则总理不会三令五申，那么，除了官员个人懈怠之外，是否还有深层次原因？

地方或部门行动不力的一个原因是动力机制发生了问题。原来一些官员对投资建设有积极性，不是因为GDP考核结果直接关系个人仕途升迁，就是因为工程发包中存在寻租空间。现在，经济走向“新常态”，“唯GDP论”不再成为主流，“八项规定”严格执行，官员的手再不敢伸得太长。无论正常不正常的好处都少了，还要这些利益驱动的官员一如既往地大干快上，难度就大了，“有资金，不开工”成为常态，说明需要改变的与其说是官员态度，不如说是决定官员态度的动力机制。

换个角度看，一些地方或部门的工作不力还有一个更为客观的原因。在现行体制下，中央下拨财政资金往往要求地方按照一定比例提供配套资金。在中央与地方需求一致，而地方或部门却无力独自满足需求时，中央下拨资金对地方来说犹如“久旱逢甘霖”，解渴之极，绝不会拿着资金不开工。相反，如果地方有需求，但没钱，而中央给资金却没给在地方的要紧处，还要地方拿出本就不足的资金去配套，结果导致地方需要的项目更难实施。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宁可将下拨财政资金闲置，也不愿意动用自有资金去完成不为地方所急需的项目。比如，地方楼市去库存压力巨大，但中央下拨的资金却给了棚户区改造的安置房建设，地方政府怎么会“如期开工”，让库存凭空又增加不少？如果国务院决定收回资金，地方或部门或许还举双手欢迎。

如果地方需要中央下拨资金，也不接受中央指定的具体项目，但就是不开工，那么中央政府自然应该依法收回下拨款项，以作为对当事官员的惩罚和对其他官员的威慑。但问题是，既然已经有了占款超期却不开工，应该“收回”的规定，而且下拨资金趴在账上多年的现象并非始于今日，那为什么以前始终未见“依法收回”，以至于现在还要催促地方赶紧开工？如果有法不依的状态已长期存在，那首先应该纠正的就不是官员尸位素餐，而是政令法令不彰。一旦规矩确立，地方或部门自然不敢对财政资金来者不拒，对如期开工的要求却置若罔闻。反过来，做不到严格执法，那不但会让地方或部门更加懈怠，还有损中央政府的公信力。

总之，“有资金却不开工”看似简单，好像全是因为官员个人消极所致，只要措施到位，督促地方或部门官员行动起来，相关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其实不然，官员积极性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是“老常态”下的体制机制，已无可争议地成为影响“新常态”生长的障碍因素，不下定决心，大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破解存在多年的痼疾，要想适应“新常态”，必定遭遇类似于“民生嗷嗷待哺”，而“下拨资金呼呼大睡”的困境。

再往深里说，当下为适应“新常态”的努力中，是否存在某种“旧常态”的卷土重来，更值得深思。过去为了拉动GDP而脱离现实需求，过度投资的做法，是否会在“稳增长”的名义下重新回潮？地方或部门对财政支持的投资建设热情不再的背后，是否有项目设置本身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到底是下拨资金使用缓慢、效率低下有待扭转，还是现行财政拨付方式本身需要改变？强调民生迫切固然能给国民温馨之感，但真要实现“调结构”的目的，仍须下大力气除旧布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有新视野、新思维、新思路、新招数，破解“有资金却不开工”的难题，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