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了三十五年后，这两年开始显著降速。经济从平均两位数增长，下降到6-7%之间，减速了近一半。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习惯用“三驾马车”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即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匹马拉动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突然放慢，当然是这三匹马跑慢了，但是哪匹马出了问题？为什么跑慢了？

投资是匹“官马” 始终一马当先

尽管民间投资有所上升，外资也是不容忽视的资本来源，但在中国国内，政府始终是投资的主体。所以，投资这匹马是官家的，是官马。与膘肥体壮的官马相比，民间私人投资充其量是一匹瘦驴。

与其他国家GDP的增长显著不同，中国GDP的高增长基本依靠高投资的带动。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2011年至1014这四年间，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7%、47%、48%、46%。

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个数据如何？拿2014年比较，美国19%，德国19%，日本21%，韩国29%，中国香港24%，俄罗斯20%，印度32%，巴西20%。与中国该指标相同或超过中国的，国际上只有四个国家：赤道几内亚、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和不丹。全球2013年的平均值为22.2%，与世界平均相比，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例是全球平均的两倍。

投资这匹马跑快了，好不好？投资和消费是一种辨证的关系。用于投资的钱多了，自然用于民生和消费的钱就少了。国家用超过的税费把钱收上来用于投资，国家钱多，民众钱少，长此以往，慢慢就形成了一种国富民穷的经济增长模式。

消费是匹营养不良的“瘦马”

尽管过去两年，消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有所上升，有点和投资平起平坐的架势，但2011年之前的二十几年里，在拉动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贡献大，消费贡献处于弱势。特别在2000年后的十年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处于持续下降趋势，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从2000 年的 46%下降到2010 年的 34%。

中国比美国多了10亿人口，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貌似个个都是土豪，中国人不差钱。按这个道理说，中国的消费应该是全球最牛逼才对。其实不然。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调查，2012年美国的人均消费支出是30,903美元，而中国的人均消费支出只有1221美元，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人均消费支出大约是5400美元。中国人均消费支出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不到美国平均水平的1/25.

事实上，我们不是不差钱。北上广和中国的一线城市，往往会给人造成一种迷幻，似乎中国遍地富豪，钱多的能买下几个美国，社会富裕极了。但你离开大城市，到乡下看看，农民不舍得买一瓶矿泉水。

14亿人口，消费羸弱，要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只能说明我们的经济结构存在严重问题。

出口是匹“老马”，快累死了

中国经济以前靠出口带动，这至少有15年的历史。中国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加上人权成本极低，环境成本极低，使得制造成本极低。改革开放后，沿海经济的繁荣从历史看主要就得益于劳动力十分廉价。

但是现在不行了。政府和富人有了一点钱之后，都想更有钱，他们心照不宣地把房地产价格搞上去了，政府靠卖地大把银子进账，富人靠开发房地产赚得挤爆了亚洲乃至世界富豪榜。于是，生活成本翻番上去，制造业被挤出来城市，一个月的薪水抵不过北上广一个蜗居的租金。苦了打工者，也累死了“出口”这匹老马。

于是杀出了“供给侧”这匹白马

别把“供给侧”改革想复杂了，事情很好理解。政府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可投资的钱从哪里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政府天生有钱，说到根本，还不就是银行贷款、财政赤字(借债)，还有就是多印一点钞票，这就是所谓的量化政策，换一句话说，就是用增加货币供给来拉动需求。过去，“需求侧”政策就是这么点事儿。但是，你以为银行信贷真的去拉动需求了吗？用一部分钱是流到老实巴交的实业那里，但是，更多的钱却跑到了能赚快钱和大钱的地方了。那就是房地产和股市。所以，条条大路通罗马，房地产价格就这样一路高扬，堵死了实业的资本通道。

“供给侧”改革并不复杂，简单说就是，减少货币刺激，逼迫市场消化库存和淘汰过剩的产能，增加财政手段调节经济，比如减少税费等。其实，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调整经济结构，这个方法过去几十年一直再做，并不是新东西。

消费不足是供给结构的问题吗？

当然，消费需求不足可能与产品有关，产品问题可能和产业结构有关，等等。但是，是不是中国国内的消费水平和结构已经上升到了目前的产业结构真的落后的阶段。

比如，国内绝大部分家庭已经富裕到不再满足普通的家电产品，不再满足经济型的小汽车，不再满足两房一厅的住宅，等等。显然，其实不是。到日本买马桶盖的人不能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消费水平，中国国内大部分家庭还在使用没有马桶盖的厕所。这是现状。

再说，当今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已经名列世界前列的情况下，政府每年还在花大把的钱，投资建设一些效率并不高的交通基础设施，为什么不把钱花在民生急需的、与其他国家相比处于落后的文教卫设施和服务上？这些看起来似乎是供给环节的问题，但是，供给侧能解决的只是一部分人的需求问题，而非整体经济，整体经济不是这个问题。

国民经济的“分配侧”已经老化

长期以来，一个危险的经济政策问题是：无论是“需求侧”还是“供给侧”，经济政策最终的落脚点似乎都会围绕少数人的利益，使得很少一部分人获利。事实上，很多时候政策的出发点是为大多数人着想的、设计的，但执行的结果却往往掉入少数人利益的圈套中。这是实情。

为什么？

我不说为什么，只说一点，从西方经济学中演绎出来的“需求侧”和“供给侧”改革，其实已经无法解开经济的迷局。中国经济的真正症结就在其“分配侧”的部分已经老化僵化，它无法公平调节社会利益分配，它在加速演绎富则更富、穷则更穷的定律，它像一扇巨大无比的大门，每次只开一条小缝，挤进屋内的也许并非都是将门虎子，也许只是几个草根阶层的幸运儿，但它每次只允许很少人挤进富裕的天堂。

社会“分配侧”的机器坏了。

不仅仅是收入分配关键是资本和机会分配

我们过去多年习惯把分配体制上的问题说成是收入分配的问题，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今天的社会其致富的渠道已经多样化，收入只是其中一种，对致富来说，已经不再是主要的手段。无论大小富豪，有哪个是靠劳动收入而致富的？极少。

要想让大部分人致富，仅仅鼓励他们勤劳致富不行，一个人靠劳动所得毕竟有限，需要靠知识、靠资本、靠人际关系、靠机遇。比如，一个小商贩想开店或者扩大营业规模，他就需要流动资金，这个时候能否得到资本对他至关重要。得不到资本，要凭每个月的劳动所得积攒，他可能一辈子也无法实现开店的梦想。

融资机会涉及到社会资本的分配体制，获得知识涉及到教育机会的公平，致富机遇涉及到社会机会平等和公平问题。社会如何公平分配这些资源(资本、知识、人际关系和创业机会)给社会的成员，这不仅仅是一个收入分配体制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公平竞争的制度问题。如果没有公平竞争，机会被极少人垄断或者把持，这不是公有制，而是公有制外衣下的封建私有制。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其核心的价值之一是体现在其分配制度的公平性上。

分配制度不改，机会和资源不能被共享，财富就不会被多数人共享。就此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在于分配侧上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