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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海正处于激烈变革时期 其转型路漫漫

2019-06-27 11:41:00

 

来源:新京报

68岁的郭台铭决定将鸿海集团董事长职务交给63岁的刘扬伟,7月1日起生效。他自己隐身于董事会,仅担任董事一职。过去连续七个月,郭台铭不断增持公司股票,累计持股9.6%。对不设置实际控制人的全球最大代工制造商鸿海而言,他仍是最大股东。

鸿海再次走到一个转折点。郭台铭辞任后的鸿海,虽然从股份上看,控制权仍在郭台铭手中,但他不会再亲力亲为鸿海的操作层面,后郭台铭时代开始了。

在郭台铭退居幕后的同时,鸿海正处于一个激烈变革的时期。从1974年一家塑料小厂,到2019年市值达1.06万亿新台币(约合2348亿人民币)的科技代工巨头,45岁“中年不惑”的鸿海正站在激烈变革的门槛上。随着智能手机市场增速不断下滑,鸿海的主营业务手机代工不断承压,在郭台铭计划中,鸿海已经在工业互联网、5G通信、智慧家居、智能汽车等领域布局。

然而鸿海的转型面临诸多问题。从近几年业绩不佳到大公司病,从一言堂的铁腕治理到9人委员会集体领导,后郭台铭时代,鸿海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

1 退休

在业绩下滑时“交棒”

6月21日,夏至,鸿海精密召开股东大会,这是郭台铭最后一次以董事长发表讲话。郭台铭表态决定“要淡出鸿海,公司将交给经营委员会九人小组”后,就以“另有要务”为由,提前离开。大会改由鸿海副总裁吕芳铭主持。

在过去18年里,郭台铭关于退休的安排有6次,每次都改变了计划。

第一次是2001年,鸿海市值突破1000亿元新台币的第二年,郭台铭对外放话希望在2008年退休。然而,在以32亿美元身价成为福布斯中国台湾新首富两天后,其妻子林淑如因乳腺癌离世,而内部呼声最高的接班人、郭台铭的弟弟郭台成2007年因病在北京去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身心俱疲的郭台铭不得不推迟其退休计划。

2010年,郭台铭曾表示,要继续掌舵10年,将退休计划延迟到70岁。

与前几次有计划不同,这一次郭台铭交棒决定十分突然,就在2018年6月,郭台铭还曾对外表示往后五年都不会考虑退休,因为鸿海正在转型,他表示看中的接班人是年龄相差20岁的年轻人。但在2019年4月,郭台铭宣布参选2020年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决定辞职。

不寻常的是,郭台铭亲口宣布,经营权将下放给委员会,但刘扬伟曾对外解释委员会的讨论会提交到六人董事会做决策,也就是说郭台铭仍有机会对决策产生影响。而且,过去连续七个月,郭台铭共增持了鸿海3.99万股,累计持有股票占比为9.6%,而其他董事股票持股比例合计仅为0.08%。不设实际控制人的鸿海,郭台铭仍然有着不小的话语权。

酷暑之下,鸿海股价以每股76.80元新台币收盘,当日跌幅为1.16%。拉长至过去两年,鸿海股价已由高位的每股148.63元新台币下跌超过45%,其间最低价为每股67元新台币。2018年5月,鸿海历史上首次宣布减资20%,将资本从1730亿元新台币减少至1386亿元新台币,以现金方式退还股东,以期望提振股价。如今看来效果有限。

更重要的是,股价低迷和董事长人选匆忙交接的现状,都不及财务业绩上的危机。2016年鸿海营收缩水。另一方面,鸿海税前净利润已连续两年同比下滑。郭台铭曾向股东为2017年净利润下滑道歉,但未能“刹车”,2018年再度同比下滑6.9%。

2 布局

继任者主抓半导体业务

6月11日,鸿海披露了一个由9个人组成的经营委员会,负责接班鸿海的日常运作管理。刘扬伟介绍,委员会包括四名董事候选人和各次集团负责人。现在规划是,每个星期召开一次经营委员会,而重大议案三分之二委员同意后,递交给董事会层面。

根据富士康披露的9人经营委员会名单显示,四名董事候选人中,吕芳铭将负责5G中的运算和网络、卢松青将负责车联网中的零组件和电动车、李杰将负责工业互联中的大数据和AIoT、刘扬伟将负责半导体中的IC产品和设计代工。

至于经营委员会其他5名成员包括前消费电子产品事业群总经理林忠正、曾任B次集团可携式垂直整合产品事业群总经理姜志雄、执行总经理林政辉、总财务长黄秋莲、财务部门主管黄德才。

对于为什么要成立经营委员会,刘扬伟表示,富士康产品线非常广,复杂庞大的事业体需要多人对其负责的事业体掌握,需要适当的沟通协调机制。过去富士康的运作,依稀有经营委员会的影子。各部门负责人和董事长会开很长时间的会讨论,但没有明确的组织。

目前来看,郭台铭继任者刘扬伟负责的半导体业务最先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鸿海期望在半导体产业链的封装测试环节中发力异质芯片整合。媒体称,鸿海旗下封测厂讯芯-KY已获得集团资源协助,将成为鸿海获得5G和人工智能应用市场的重要布局。刘扬伟则在此前透露,半导体是关键性产业,鸿海一定会参与。

对于半导体,鸿海此前动作频频。2016年,鸿海旗下鸿腾精密已收购安华高旗下光纤模块相关事业后,已对讯芯扩大释出100G光收发模块SiP封测代工订单,并以此带动讯芯2018年业绩大幅增长。2019年,讯芯更是进一步争取3D感测组件、光纤及光收发模块以及5G相关的SiP模块的订购单,业绩再度冲高。

另一条线,2017年3月,郭台铭明确表态正在竞购日本东芝的半导体存储业务,目的是为了应对人工智能等不断发展而出现增长的数据中更新需求。

6月11日,分管电信业务的吕芳铭也对业务可能面临的变化做出回应。他表示,移动通讯技术从2G开始都有不同的标准,鸿海作为制造商也必须配合当地标准。“不管是哪一种技术,所需要的零件还是一致的”。

此外,郭台铭一直期望将夏普的技术和品牌资源与富士康结合。在收购初期,为了削减成本,鸿海曾将旗下群创光电产品与夏普配合销售,而郭台铭曾亲自督导夏普大幅降价促销。这些变化虽然让夏普短期扭转了亏损的局面,但也伤害了其品牌。2018年下半年,夏普做出调整,开始重新聚焦中高端产品,回归技术本位。

与此同时,为了应对新的竞争,夏普调整了日常管理模式。夏普建立了一个包括研发、供应链、产品、销售、物流和售后等多个部门主管在内的经营委员会,负责所有的政策和战略布局。这个经营委员会每个月召开两次会议讨论议题、作出最终决策,以及执行。

从目前的安排来看,鸿海将在9人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下,向计划中转型的各个方面进行有条不紊的拓展。不过,作为郭台铭一手做大的代工巨头,鸿海这种全新的管理模式能够应对转型吗?

3 起家

从塑料厂到搭上苹果快车

1974年2月,郭台铭拿着母亲的钱与朋友合资成立了鸿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最初这家公司只是加工生产塑料成品。1982年,鸿海精密成立,开始进入计算机产业。1985年,鸿海在中国台湾以外的市场时使用富士康的品牌。

与苹果的合作给郭台铭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1999年,鸿海开始为苹果生产Mac框架。2001年,受益于苹果iPod的成功,鸿海营业额超过台积电。郭台铭曾透露,苹果将iPod和iPhone的生产都交给他,是因为“只有我能做”。

郭台铭与现任苹果CEO库克相识近30年。1998年,库克担任运营主管时,第一份工作就是整顿苹果的制造和销售网络,解决成本控制和生产周期管理。双方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富士康想要收购东芝内存业务时,郭台铭曾表示,苹果会为收购出资。

前券商Macquarie分析师张博凯2017年曾向业界甩出一份厚达226页的鸿海研报,报告中,张博凯绘制了鸿海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图,除了美国之外,为人所关注的是富士康在印度和中国的布局。在印度,鸿海2015年就签署了备忘录,计划投资50亿美元,到2020年将建成主要用于智能手机生产的10到12家工厂。

目前鸿海在大陆的工厂覆盖超过46个城市。富士康科技集团官网显示,富士康2002年起位居中国内地企业出口200强榜首,2018年进出口总额占中国大陆进出口总额的4.1%。同一年,富士康筹划将其旗下业务分批打包,在不同资本市场谋求更大的价值变现。其将原本经营多功能机器人(15.580, 0.17, 1.10%)及周边配件的福匠科技重新包装成FII,发起设立富士康股份,包含直接和间接持有31家境内子公司和29家境外子公司。

经过证监会特批特办,由中金公司一路保驾的FII迅速过审。2018年6月,FII以“工业富联(12.210, 0.10, 0.83%)”的名称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其开盘市值超过3900亿元人民币,成为当时A股市值排名第一的科技公司。然而,代工苹果的部分并未装入这家A股公司,而其工业互联网的概念也在上市后四个月开始备受质疑,市值一度缩水1200亿元人民币。

4 管理

强势创始人辞任,大公司病已出现

2019年,鸿海迅速进入组织架构调整期。

郭台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没有我的鸿海,将以联邦制管理、全球化供应链思考来应对世界变局。鸿海培养的人才中不会少于100位,在中小企业可以当董事长、总经理。其每个事业群总经理随时要背负两三千亿新台币的营业额。

从以往来看,郭台铭强势的个人风格对鸿海的影响甚广。多份关于鸿海管理的研究报告显示,郭台铭对鸿海进行军事化的管理,一切按表操课,员工对上级指示,尤其是郭台铭的命令,要绝对服从。郭台铭认为,面对全球化竞争,“执行力”的贯彻是胜出的重要法则。有人表示,郭台铭对朋友很交心,但如果角色变成雇主与雇员,就会极尽所能地要求。

这从富士康引入的多个外部高管的经历就可以看出端倪。为了发展手机,郭台铭曾先后找来毛渝南和骆建国,二人一个曾担任北电大中华区CEO,一个为前“经济部”技术处顾问。但前者只干了三个月,后者不到一年。曾任微软中国首任总裁和思科中国总裁的杜家滨,也在富士康仅干了一年多就离开。他曾对外表示离职的原因是无法获得独立施展才华的机会。他曾期望将公司搬离深圳基地,招揽人才,外部扩张,但这些都没有得到郭台铭的支持。

中国台湾大学教授李吉仁曾在《耗费商业评论》撰文称,解决接班问题绝非只是要“找到下一个执行官”而已(这只是浮在水面的冰山一角),而是要思考如何在组织里,建构一个契合未来策略需求、镶嵌于营运循环的人才发展体系,从而建立自己的人才接班梯队,其中更关键的是,如何培养组织内高级经营主管所需的能力。

在李吉仁看来,创业时代的交棒更是难上加难的原因包括,创业者的传奇本质难以复制,以及多数企业过去长期轻忽人才发展的制度需求。大公司病已经出现。比如,绩效管理制度过于重视短期结果,培养跨领域领导能力的轮调制度难以在中国台湾企业内部实施等等。但更大的挑战在于,许多企业面临接班问题,也正在面对转型的挑战,尤其是“互联网+”、大数据与物联网所带来的新商机。

此外,给苹果代工对鸿海而言是把双刃剑,带来可观的收入的同时,业绩却受到苹果业绩的影响,尤其是利润率难以提升。港股上市的富智康集团2018年报显示,业绩已连续两年恶化,2018年净亏损高达8.57亿美元,比2017年多了3亿多美元。

工业互联网将带动鸿海管理的变革。北京知行韬略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人杨继刚曾在知乎撰文称,让机器更智能、让机器自学习、让机器的算法更科学,就成为工业互联网时代传统制造企业的根本出路。

吕芳铭在日前的股东大会上表示,往工业互联网升级是必走的,关灯工厂效率提升了30%,库存降低15%。作业员减少了81%,他们变工程师、技术员。这需要资本支出,我们到今天终于看到一些成果。转型升级我们必须要继续做。下一波AIoT、5G、高速电脑的需求,我们有基础,竞争有,我们想办法赢。

2018年,鸿海对外开放其工业互联网平台BEACON。鸿海披露的数据显示,BEACON提升了30%的制造业务单元效率、15%的良率提升,缩短了18%的生产周期、26%的库存周转天数,降低了21%的成本、20%的能耗。

郭台铭曾陆续提出八大生活、“八屏一网一云”、“云移智大物网+5G”等拓展方向,几乎涵盖了所有当下最前沿的技术领域。在他的设想中,从2018年开始的五年期将会非常重要,而他原本并未计划退休。

吕芳铭表示,大家觉得鸿海好像就是代工厂,但是鸿海不是。“过去几年我们都觉得很委屈,我们在做转型升级,2017年我们提出了方向。2019年发表了技术产品,竞争的结果让各位股东有信心。我们过去几年觉得委屈,但不能蒙在棉被里哭,只能往前冲。”

5 竞争

全球布局背后:鸿海站在激烈变化的节点

鸿海正在加大对更低人力成本的印度的投资,预计2019年9月,印度工厂将开始为苹果新品提供装配服务,以全球化布局将解决鸿海未来几年面临的危机。

不过,麦肯锡高级合伙人林康隽表示,快速复制在中国的生态系统是近乎不可能的,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现成的供应链是一个非常大的麻烦。

与以往将主要生产基地放在中国大陆不同,鸿海正在海外建立新的生产基地。除了在印度大规模建厂之外,美国威斯康星州的投资也在减少对中国大陆的依赖。此前刘扬伟表示,鸿海过去一直以执行力著称。如果有任何需要,我们都可以快速把生产链搬到需要的地方。他以iPad为例,成都工厂从0到生产,只用了90天的时间。

刘扬伟还表示,过去二十年鸿海陆续在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生产基地,并在4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研发建制。目前,鸿海的总产能中有25%位于中国大陆以外的区域。鸿海披露,预期2020年底,在美国将有1500-2000名员工。

成本在鸿海的优先级远不如维持生产车间的运转。刘扬伟表示,现在最具成本竞争力的仍是中国大陆,但之所以有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建立生产,是因为生产不只是看成本,还要考虑供应链和当地法规的综合考虑。调整会和客户一起决定,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成本结构。事实上,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并不仅体现在股价每日的波动,对企业而言需要降低可能的风险。

彭博此前披露的一份鸿海备忘录显示,该公司认为2019年将会是充满竞争和挑战的一年,为了应对竞争与挑战,鸿海准备削减200亿元人民币(约29亿美元)的成本,并且计划再裁减10%的非技术人员。此时,刘扬伟接任的鸿海,并非是一个能够无为而治的大公司,相反,鸿海正处于各方面激烈变化的节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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