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合法避税，全球越来越多的富豪选择放弃国籍，寻找下一个避税天堂。英国泰晤士报去年底曾披露，全球超级富豪利用跨国税收制度之间的差异，离岸藏匿价值13万亿英镑的巨额财富，这一数额是中国GDP的近三倍。

全球的富人都在逃亡！

为什么？为了避税。

“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法王国王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英国经济学家哥尔柏曾这样形容政府“征税的艺术”。“拔最多的鹅毛”意味着“加重税负”，而“听最少的鹅叫”，则意味着让征税的痛苦指数降到最低。然而，随着全球贫富差距加大，“拔最多的鹅毛”引发富人移民潮。

公开报道显示，为了合法避税，全球越来越多的富豪选择放弃国籍，寻找下一个避税天堂。英国泰晤士报去年底曾披露，全球超级富豪利用跨国税收制度之间的差异，离岸藏匿价值13万亿英镑的巨额财富，这一数额是中国GDP的近三倍。

中国：报告称三成亿万富翁已移民

美国和加拿大是最受中国富人青睐的移民目的地国家，两者的占比之和达到77%。

胡润研究院在2014年1月16日公布最新调查显示，中国身价上千万人民币的富豪年平均消费减少15%。富豪移民比例升高到64%，其中已有1/3身价超过亿元的富豪移民到国外。

美国法律规定，放弃美国国籍的特定人群需为超过60万美元的未实现资产收益缴税，即“退出税”。相比之下，中国富人想要弃籍就轻松得多。在我国现行征收的几大税种中，并无“退出税”，而且对富豪应纳税的境外所得采取自行申报制，其放弃国籍时，追溯也并不严格。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国同样面临着贫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如此看来，中国政府或许离开征“富人税”不会太远。“当前中国的税负集中在中等收入和中下收入阶层，富裕阶层的税负相对外国来说显得太轻了。”

“中国需要一场大幅减税”

10月份，新京报就有评论称，“中国需要一场大幅减税”.

文章指出，中国的企业税负处于偏高水平，加上隐性税收，社保支出，企业负担非常沉重。税收和支出持续增长，这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企业扛不住高税负，这不代表它就缺乏效率。长期竞争的行业环境下，存活下来的企业竞争力都差不多，平均利润率也不太高。重税只是一阵胡乱通杀，逃税漏税者生存，本分守法的商人被赶出市场。税收往往起到逆淘汰作用，很多国企缺乏市场竞争力，常年负债，却能经常性获得补贴和贷款，它们对税收增长并没有深刻痛感。私营企业则很容易被税收逼死。

这种静悄悄的国进民退一旦成为大势，整个经济环境势必恶化。

目前中国需要一场全面大幅的减税改革，刺激私营企业恢复活力。一些不必要的政府项目应该停止，冗余人员裁撤，通过减少财政支出来缓和赤字压力。即便一些支出暂时无法削减，也不应谋求增税解决。增加城市土地出让，售卖低效国企，减少对企业补贴，削减一些过度的社会福利，这些都是维持收支平衡的正确手段。政府开支若是无底洞，其代价是税收不断攀升。这些弊病在欧洲已经上演。

“小政府，大市场”是1990年代被广泛宣传的口号，现在却在饱经批判，很多人开始拥抱“强政府”。强政府是有代价的，高税收就是第一个不可承受的后果。简政放权，刺激经济，应从税收问题上开始解决。

如果减税真的需要什么理由，一万个够不够？

民生研究院执行院长、财经意见领袖作家管清友直言，当前我国税赋比重过高、税收制度存在诸多制度性缺陷，已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发展，亟需改革。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近日表示，2015年全球面临危机以来最为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除了要反思原因，制定针对需求方和供给方的综合政策，坚持稳增长和促改革的辩证统一外，还应重新审视一些传统经济学理念，要反思财政政策，其中特别提及“3%的赤字率是不是绝对科学，值得探讨”，暗示财政或有进一步扩张，赤字率红线或可调整。

眼观当下，财政政策的反思，其实就是要让“积极财政”真正“积极”起来。应当如何为之？

目前，名义上“积极的财政政策”目前还不够“积极”，其根源在于财税体制的束缚。

财税体制目前有两大问题：一方面缺钱，另一方面是钱又花不出去。缺钱是因为经济下行期财政收入大幅受限，而中央对财政赤字率容忍度较低，钱花不出去是因为中央地方之间财政关系没捋顺，地方政府自由度较低，没有积极性去花钱。解决这两个问题需要一方面扩大财政赤字，另一方面调整央地财政关系。

私人部门被动去杠杆的过程中公共部门应该加杠杆对冲，是所谓逆周期调节。但目前来看，积极财政一点都不积极，未来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2015年前三季度的名义GDP增速才6.6%，而财政收入的增速仍有7.6%。2014年的财政赤字率仅为2.1%，2015年的财政赤字目标虽然提高到2.3%，但仍远低于国际警戒水平3%，也明显低于我们在2009-2010年的水平，下一步可以继续扩大财政赤字。

①扩大政府发债规模

从中央政府角度说，可以增发专项国债和特别国债。不管是特别国债还是专项债，都是由中央作为加杠杆主体把闲置的资金利用起来，要么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要么直接用于公共投资，是刺激宽货币向宽信用扩张的有效方式。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央可以先发行专项国债，对接一些需要中央牵头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比如交通、水利、棚户区改造、地下管网等。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今年的6000亿专项金融债由国开行和农发行发行、中央财政贴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发挥了专项国债的作用，可以作为一个过渡工具，继续扩大规模。

从地方政府角度说，可以把正门开大一点，提高地方债发行额度，并做好配套制度改革。堵完歪门之后必须开正门，地方政府债券融资成本低，且不存在期限错配问题，应当适度扩大规模，用于一些有价值的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大部分地方债用来置换存量，除了3.2万亿的地方置换债，2015年的地方政府债券发债额度仅有6000亿，而美国一年的市政债规模接近2万亿，下一步应该放出更多的地方债用于增量项目建设。

当然，配套改革必须同时推进，比如，必须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透明度，尽快编制和披露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退一步讲，如果配套改革推进较慢，可以继续由中央代发。

②大规模减税

大规模减税是从收入端宽财政，相比支出端的财政刺激，减税可以避免财政定向支出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此外，减税和其他财政刺激一样，可以扩张总需求：第一，减税有助于增加劳动者的边际收入，提高劳动者工作积极性；第二，提高资本的边际回报率，增加企业家固定资产投资与科研投入的意愿。而劳动、资本与科研投入的增加，三者均能提高社会总产出。第三，从需求端看，减税增加了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而居民部门相对于政府而言使用资金更有效率。

“里根经济学”应对滞胀的核心就是大规模减税。1981年参众两院通过《经济复兴税收法》，里根总统的减税行动开始，被称作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减税行动。

里根减税行动主要包括大幅下调个人所得税税率、个人所得税指数化、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减税刺激了消费和新设备投资：个人消费支出对GDP的拉动率从1982年的0.86%快速上涨至1983年的3.54%；1982年以来对新工厂和设备的实际投资每年增长15.4%，为二战结束后没有过的速度。1984年美国GNP增长率为6.8%，为1954年以来最高增速。

当前我国税赋比重过高、税收制度存在诸多制度性缺陷，已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发展，亟需改革。

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最高的国家为瑞典，其最高税率为56.6%。中国最高税率为45%，与美国持平但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过高税率对高收入人群形成了逆向激励。《经济复兴税收法案》将美国最高边际税率由70%一次性降至50%，1987年再次下调至38%，1988年又降至33%。据统计中等收入纳税人平均税率降低了1/3，数百万低收入者不再支付任何个人所得税。

提高直接税比重，减少重复征收。间接税不由纳税义务人实际承担，被转嫁至最终消费者，在转嫁环节中易重复征收。此外由于间接税具有累退性，过高比例的间接税无形中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尽管近年来间接税比例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位置，2013年间接税比例为62%，高于45%的世界平均水平。未来增加直接税比重是税收改革的方向之一。

个人所得税指数化。现行个人所得税税收制度在2011年确立，通货膨胀使得在非指数化税收体系下，纳税人随着名义收入的增加进入更高纳税阶层，实际税收负担加重。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均实行了个人所得税指数化。《经济复兴法案》对美国个人所得税进行了指数化，按每年物价指数的涨幅，自动确定应纳税所得额的纳税扣除额与所适用税率。

加速固定资产折旧。新兴行业尤其是高科技行业，前期固定资产投资大、回报周期长，在国内间接融资为主体的融资体系下，过长的固定资产摊销周期增加了企业初期税赋压力，不利于企业成长。对于新兴行业，应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为企业发展创造空间。美国《经济复兴法案》采用了实行折旧补贴的“加速成本回收制度”快速摊销成本，确定的折旧期分别为3年、5年、10年与15年，是美国历史上折旧年限最短的折旧方法，如厂房建筑折旧期由32-42年缩短为10-15年，机器设备折旧期由5-15年缩短至5年，汽车折旧期缩短为仅3年。

分类税制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转变。现行税收制度将收入按来源不同分11类，并按相应的扣减额与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未来税制改革方向应对部分所得项目实行综合计税，并将纳税人的按揭贷款、赡养抚养等家庭负担计入抵扣因素。

九大避税天堂：全球富人心之所向

瑞典：劫富济贫税收体系吓跑本土富豪

瑞典一直是高税收高福利的典型国家，劫富济贫的税收体系吓跑瑞典本土富豪，宜家创始人坎普拉德便是其中之一。据报道称，英瓦尔·坎普拉德1973年离开祖国瑞典，自1976年起定居瑞士。他曾表示，这是因为自己不愿在故乡缴纳重税。

根据彭博社最近的一份亿万富翁名单，英瓦尔·坎普拉德是欧洲首富和全球第四大富翁，拥有价值517亿美元财富。但坎普拉德本人否认上述计算方法和数据。

此前，瑞典税赋曾一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自2006年至今，为刺激消费增长，瑞典政府已实施5轮所得税削减计划。虽然目前瑞典已废除了财富税，但坎普拉德也已将其所拥有的股份转移到其他国家的慈善基金会，因而不会有任何其他的税务后果。

美国：税法太严放弃国籍人数创历史新高

在美国，收入分配是极富有争议的话题，时常有人对税负表示抗议。

今年以来，美国政府加大对海外逃税的追查力度，放弃美国国籍或长期居留身份的人数接连刷新纪录，2015年第三季度多达1426人，为历史最高水平。截至目前，2015年弃籍人数3221人，全年总人数有望再度打破去年创下的最高纪录。

CNN分析称，之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告别“山姆大叔”，主要是因为美国的报税法规越来越复杂，尤其是新公布的海外资产金融申报以及海外帐户纳税法案等，让他们招架不住。

去年7月1日起正式生效的《海外账户纳税法案》是美国政府为大范围打击逃税而制定的，导致760万海外美籍人士中的更多人考虑忍痛割爱、放弃美国国籍。

英国：为逃税富人午夜回国

英国媒体曾报道富人逃税或避税的方法，其中有的富豪为逃避纳税义务钻法律的漏洞。据称，一名英国富豪常常在晚上搭机飞离英国领空，过了午夜之后，再回到英国机场降落。因为英国税法规定，每年在英国居住的时间不超过90天的话就不用缴税；而剩下的275天里，只要午夜前不在英国也可以不用缴税。

由于法律存在漏洞，许多英国富人使用金融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创造的大量避税工具来进行所谓的“合法避税”。通过将收入转入投资基金、文化产业等方式，很多富人每年几百万甚至几千万英镑的收入在英国政府的税收系统面前毫发无损。

有调查显示，目前有5000多英国人在列支敦士登设有秘密账户，还有1000多人将收入转移到泽西岛上的一家信托机构，该机构再向投资者返还钱款，每年帮这些富豪逃税多达1.6亿英镑。

法国：“富人税”不到两年取消多名法富豪曾因此改国籍

LV老板阿尔诺

2013年法国政府宣布向高收入人群征收的“富人税”，在2015年元旦正式“走下舞台”。这项从一开始就存有争议的政策最终草草收场，并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对法国社会造成深重影响。几年来共有近600名理应缴纳“富人税”的高收入者逃离法国。

曾出演《基督山伯爵》、《大鼻子情圣》等影片的法国著名演员杰拉尔·德帕迪约，就因“富人税”问题移居比利时，法新社透露，他已被俄罗斯总统普京授予俄罗斯国籍。

另外，早前的法国奢侈品牌老总贝尔纳·阿尔诺，也被曝正在办理移民手续，原因同样是逃避法国严苛的“富人税”。英国首相卡梅伦曾表示，伦敦愿意“铺着红地毯迎接从法国远渡而来的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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