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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房地产税到人民币汇率 G20释放了哪些信号?

2016-07-25 17: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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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至24日,2016年第三次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成都举行。各国财长行长齐聚一堂,就经济增长、英国脱欧、各国货币政策、财税制度改革、企业债务风险等时下热门宏观经济议题进行讨论。“龙门阵”上,到底传递出什么信号?

信号一:房地产税制改革要义无反顾地去做

“只要是真正的收入再分配,就会受到真正的阻碍。这是一个难题,下一步也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义无反顾地去做”,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关于房地产税的一番表态引起了各方关注。

楼继伟明确表示,应该改革房地产税制,但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推出正式方案,主要是受制于信息征集能力弱以及利益调整阻碍,因而房产税是最难达成共识的税制改革项目。

“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是十八届三中全会60项改革任务中的一项,相比之前“稳步推进”、“适时推进”表态看,新一届政府改革的决心更大。

但正如楼继伟所言,“受制于信息征集能力弱以及利益调整阻碍”,房地产税的推进一直在困难中前行。有媒体报道,目前对自然人征收房地产税所需的信息收集工作正在加快,国土部力推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客观上有利于摸清房地产家底,为房地产税的出台奠定更为扎实的基础。国家税务总局今年在全国所有省份推行的金税三期工程,对自然人进行全员建档,包含个人房产信息,也在为房地产税改革铺路。

信号二: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保持基本稳定

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贬值超过3%。英国脱欧公投之后,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使得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近日,人民币汇率更是围绕着6.7“鏖战不已”,各国对人民币汇率走势十分关切。

在G20成都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处于合理区间,中国将继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周小川表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适应期后,市场参与者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理解已更为深入。目前,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保持基本稳定,市场信心进一步稳固。未来,中国将继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提高政策规则性和透明度,加强与市场沟通。

25日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24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6860,较前一交易日下跌191个基点。

信号三:不得轻言干预企业债务风险

今年以来,中国钢铁煤炭等行业的债务违约案例不断增多,其中不乏央企,公共财政将对化解国有企业风险发挥什么作用?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结束后新闻发布会上,楼继伟用英文回应称:“Help but not bailout”(援助但不兜底)。

楼继伟坦诚,目前有些企业债务率较高,但并没有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他同时表示,当系统性或区域性债务风险即将对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时,公共财政不得不介入。

楼继伟特别强调,当公共财政进入挽救企业时,需要评估这些措施对于纳税人的损失有多大,不得轻言公共财政干预债务,但同时政府也不能不作为。

“这时候就需要宏观审慎的监管”,楼继伟称,尤其是对那些“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因为当他们发生灾难性风险时事实上就“绑架”了政府,为了经济安全政府不得不为它们“埋单”。

信号四:中国将对数字经济征税

目前共享经济、电子商务等新经济正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新业态带来生活便利和增长新动能的同时,数字经济中的溢出问题也受到关注。

楼继伟以刚刚开始征税的跨境电子商务为例,跨境电商在此之前适用较低的税率,从境外进口的货物收取的税比境内要低,这样会打击国内研发制造。他指出,税制首先要体现公平性原则,跨境电子商务征税对国内制造商是保护和公平性的体现。

他同时指出,大家一谈到创新就是需要减税,但适当收税并不是不鼓励创新。“鼓励创新,首先是公平。”楼继伟强调。

楼继伟表示,对数字经济征税同时存在难度。因为他们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既得利益。同时征税要解决技术上的难题,“首先要实现监管,监管上去,税收才能上去”。

信号五:中国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近日,IMF将今明两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下调至3.1%和3.5%,面对全球性经济下行压力,各国显示出了信心。

会议指出,G20正在采取行动增强信心和促进增长,重申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

楼继伟表示:“各国的具体措施由各国的经济状况决定,中国的主要矛盾在供给侧,所以要推进供给侧改革;美国的主要矛盾出在需求端,所以更多考虑需求层面。而从全球来看,不管从供给侧发力还是需求侧发力,稳增长都是共识。”

楼继伟指出,采取财政、货币和结构性改革等一切政策工具来提升GDP、推动包容性增长是G20成员的共识。共识还包括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尤其是提升结构性改革指标体系中的劳动生产率。

楼继伟解释:“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的劳动生产率都在下降,改革的结果就是要提升劳动生产率。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不确定性增大,使得大家更容易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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